日前，中国工程院院士谭述森回到母校——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参加2017年学生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，受聘为该校双聘院士，他向大家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……
选择定位：
“导航是对我专业的延伸，我高兴得很，求之不得！”
1965年，谭述森从成都电子科大雷达专业毕业，随后分配到军事测绘部门，为国家的高原、海岛偏远地区研究新的无线电测绘方法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与技术团队一起完成了西沙群岛回归祖国后的首次版图测绘。
“我在宁夏青龙峡当兵的时候，就深刻体会到导航的重要性了。”他说，当时的侦察兵很辛苦，前一天勘察的路线，第二天被大雪覆盖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大家都找不到路。有时部队去戈壁滩或沙漠训练，分队执行任务，每次都有战士迷路。
“这时候，导航的重要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！”正因如此，1994年，国家作出独立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战略决策。
此时，美国的gps系统已经完成布网，开始向全球提供服务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也已经在建设中。52岁的谭述森离开了奋斗29年的军事测绘战线，出任北斗一代地面应用系统副总工程师。
迎难而上：
“如果失败了，我们就是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的罪人”
虽然gps系统对世界开放民用导航信号，但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。谭述森认为，过度依赖gps，首先会给国防安全埋下重大隐患。
其次，“如果今天中国的所有民用导航都用gps系统，你得给美国人交多少专利费啊！”因此，中国的卫星导航，不能走别人走过的路，而是要必须实现自主知识产权，必须“弯道超车”。
早在1985年，在经济基础和技术实力薄弱的背景下，陈芳允院士就提出了“双星定位”理论，计划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实现本土和周边区域的导航，这被视为北斗工程的奠基理论。但要把这一理论变成工程实践却困难重重，许多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
谭述森回忆说：“那时候国家没有那么多钱，西方国家都是用最少三颗卫星才能实现基本定位，但我们当时连造两颗卫星的经费都很困难。”而如果采取gps的方案覆盖中国全境，大约需要12颗卫星。因此，必须“花更少的钱，造更好的卫星”。压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弯道超车：
“中国的北斗系统走出自己的道路！”
面对巨大的压力，谭述森说，“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是要有定力。我们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，我们知道一定能做出来，但是，要做出来就要克服重重困难！”1998年深冬，谭述森带着几十人加班加点，终于打通了技术隘口。
他们最终的设计架构，与gps、伽利略等卫星系统完全不同。“我们只用2颗卫星就能定位，按照‘三球定位’的原理，另一颗‘球’就是‘地球’，这一点，西方的专家当时都想不明白。”他说，问题的关键就是，“地球”并不是一个圆球，因此，要把地球作为“三球定位”中的一个“球”，就必须对地球地貌的实际数据有详实的了解。而恰好，“此前我们在地理测绘方面已经有了30年的数据积累。”
2010年，“gps之父”、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帕金森教授（bradford w. parkinson）来中国参加北斗年会时，曾对谭述森说：“你们既知道‘我’在哪里，又知道‘我们’在哪里，这太美妙了！”
走向世界：
“有生之年要让‘中国的北斗’成为‘世界的北斗’！”
从1994年至今，23年一晃过去了。谭述森至今仍然工作在北斗工程建设的第一线。2000年，中国用2颗卫星实现了中国国土覆盖；2012年，用14颗卫星实现了亚太地区覆盖。谭述森说：“再过几年，我们将实现35颗新一代北斗卫星服务全球。”
谭述森对北斗系统的技术性能十分自信。他说，从定位精度上，gps能够做到的，我们都能做到。而且我们北斗系统的兼容性更好、性价比更高，gps要实现我们的位置信息共享功能需要100颗卫星，而我们只要35颗就够了。
由于北斗的兼容性很好，所以未来的各种尖端通信技术，都可以在北斗卫星网络上使用。他说，“我们团队有很多年轻人，他们的思维比我们活跃，我也鼓励他们未来的路未必要按照我们的方法走，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理念，把北斗做得更好！”
现在，谭述森说，他的心愿就是让北斗真正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这就要进一步做好北斗的应用推广工作。“北斗的很多特色，人们还不了解。因此，我现在除了继续做好科研，还要向企业、向社会讲好北斗的故事。”
